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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东盐池的历史与文化

李广洁

上 篇

古老而神奇的盐湖，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

相传这是舜帝所作的《南风歌》，表达了上古时期先民在盐池产盐时节，对“南风”既赞美又祈盼的感情，其大意为：南风徐徐吹过来啊，可以解除万民的愁苦啊。南风适时吹过来啊，可以丰富万民的财物啊。

在运城中心城区南面的中条山下，有一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湖泊，周长约60千米，总面积132平方千米。这就是著名的盐池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，因为位居黄河以东，古称河东盐池。古老而奇特的河东盐湖就像一个仙湖，从遥远的上古时期就出现了她的故事，可以说她陪伴着华夏民族一路走来。来到运城，一定要到中条山下看看神秘的盐湖。

河东盐池古称“盬”(gǔ)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盬，河东盐池。”因为河东盐池太古老了，古人要专门为她取个专名。唐人孔颖达说：“盬虽盐，惟此池之盐独名盬，余盐不名盬也。”“盬”这个字是专为河东盐池所造，其他地方的盐是不能称为“盬”的。古人专门为河东盐池造字，是因为她有神奇之处——无海盐煎煮之劳、无井盐穿凿之艰，聚天地之精华、得河山之灵秀，潴而为天然之池。经过太阳暴晒、南风吹拂，自然结晶成盐。西晋籍贯河东的文学家郭璞的《盐池赋》有云，“水润下以作咸，莫斯盐之最灵”。唐代籍贯河东的文学家柳宗元在《晋问》中赞美盐池：“猗氏之盐，晋宝之大也。人之赖之与谷同，化若神造，非人力也。”

盐池与中国上古史

河东盐池是大自然对山西南部地区的恩赐，是大自然送给华夏民族的厚礼。人类生活不可无盐，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，古埃及文明，古希腊、罗马文明，两河流域文明，古印度文明，都诞生在海洋附近，因为人类要凭借海洋的盐分生活。只有华夏文明发祥于远离海洋的内陆黄河三角地带，河东盐池的客观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从传说的炎黄联盟与蚩尤大战于盐池附近的“涿鹿”(浊卤)，到尧、舜、禹在晋南地区的众多传说，再到夏、商、周三代在河东、河洛、关中地区的发展、繁荣，都在河东盐池周边数百里的范围内。从尧、舜、禹三王到夏、商、周三代的都城分布可以看出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“环盐池都城圈”。考古工作者在夏县的东下冯遗址中发掘出商代的盐仓。初步估算，这些盐仓可以储存12000多吨食盐，是用来向周边地区供应食盐的仓库。专家推测，尽管这个盐仓建于商代，但它的渊源可能更早。钱穆先生认为，在上古时期，谁控制了河东盐池，谁就拥有了成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的“资格证”：“解县附近有著名的解县盐池，或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。因此，占到盐池的，便表示他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。”(《中国文化史导论·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》)传说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战胜了蚩尤，牢牢控制了河东盐池，掌握了中原地区的食盐命脉，最终成为各部族的首领。许多中外历史学家都认为，作为内陆产盐之地的河东盐池，对河东周边地区的古文明发展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。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认为，因为盐池利益重大，控制了盐池就具有支配古代社会的能力，唐尧、虞舜、夏、商、周的兴亡也只是执掌盐池之富的势力的更替。有不少学者认为，周人的先祖发祥于河东盐池附近。比如，王国维就认为周初的莽京在河东盐池西南的永济蒲州，而钱穆则认为莽京在今天盐池附近的安邑。

南风与盐池

河东盐池最初是采取“捞取法”，太阳暴晒，自然结晶，产盐全部依靠自然的力量。借助南风，是上古时期河东盐池的一个突出特点。每年夏季，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穿过山谷，吹散了晒卤水时产生的水蒸气，使阳光能更有效地照射卤水。卤水持续蒸发，加快了盐晶体的析出。南风和持续的高温暴晒，是河东盐池自然成盐的两个必备条件。在出盐时节，如果吹来南风，盐池中的盐花——“榻花”就可以浮起来。如果吹来的是东北风或西南风，“榻花”就浮不起来，呈沸粥状。这种现象叫“粥发”。“粥发”产出的颗粒味道又苦又涩，不能食用。先民已经注意到南风对盐池生产的重要作用，称之谓“盐南风”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总结说：“解州盐泽之南，秋夏间多大风，谓之盐南风，其势发屋拔木，几欲动地。然东皆不过中条，西不过席张铺，北不过鸣条，解盐不得此风不冰。”《南风歌》表达了古人对河东盐池平稳生产的美好祈求，也显示了上古时期先民对自然风力与河东盐池关系认识的较高水平。元代诗人王恽有诗句歌咏南风：“日融池面烂生红，更有南山障碧空。一夜高风浑如洗，世人说是广南风。”因为南风对于盐池意义重大，所以明代以来，风洞神一直和池神并列尊位。

历代对河东盐池的重视

公元前740年晋国铸造的“戎生编钟”(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)，其上的铭文记载了用晋国的盐换取南方的铜。

在春秋初年，河东的池盐已经十分著名了。公元前740年晋国铸造的“戎生编钟”，其上的铭文有153个字，记载了晋国用河东盐池出产的盐换取南方的铜，“嘉遣卤积，卑潜征繁汤，取厥吉金，用作宝协钟”——晋国派遣大批车队载着食盐前往楚国的繁汤(今河南新蔡县韩集镇的繁阳故城)。这八只编钟就是用换回来的铜进行冶炼铸造的。这次用河东食盐换取铜料之事，在晋国的另外一件青铜器——“晋姜鼎”的铭文上也有记载：“嘉遣我易卤积千辆……征繁汤□，取厥吉金，用作宝尊鼎。”晋国用从楚国换回来的铜料分别铸造了乐器编钟和礼器宝鼎。晋国当时一次往南方运出1000车食盐，足见其产销规模很大，也说明河东的盐已经在商品交换中充当重要角色，地处淮河流域的楚国已经开始食用河东盐。后来，猗顿因为经销河东之盐，成为富比王侯的大商人。公元前585年，晋国准备迁都，在今晋南物色合适的建都地点。许多人都建议把河东盐池西北的“郇瑕之地”作为新都城，说这里“沃饶而近盐”，有盐利可资。但韩献子等大臣持反对意见：“夫山、泽、林、盬，国之宝也。国饶则民骄佚，近宝公室乃贫，不可谓乐。”他们担心靠近盐池，百姓会弃本逐末，以盐池之利崛起的商人势力对国家的统治不利，这样才把国都迁到了新田(今侯马市)。

两汉时期，朝廷对河东盐池十分重视。西汉时，在安邑县设置盐官，管理盐业事务。西汉后期，汉成帝到河东“览盐池”。东汉时，汉章帝到安邑“观盐池”。

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池水东西七十里，南北十七里，紫色澄渟，潭而不流。水出石盐，自然印成，朝取夕复，终无减损……池西又有一池，谓之女盐泽，东西二十五里，南北二十里，在猗氏故城南。”北魏孝昌三年(527)十月，雍州刺史占据长安反叛，朝廷任命长孙稚前往讨伐。长孙稚没有先讨伐关中的叛军，而是先消灭了围攻蒲坂、控制盐池与叛军呼应的薛凤贤、薛修义的势力。他事后对皇帝解释说，先解河东之围，并不是以长安为缓而以蒲坂为急，而是因为蒲坂一旦失守，朝廷就会失去盐池，三军势必会缺乏供应。可见河东盐池对当时经济、军事的影响力。

到了唐代，河东盐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，出现了“垦畦浇晒法”——就像种地一样，垦地为畦，将卤水灌入畦内，利用日光和风力蒸发，改变了原来的自然结晶成盐。唐代学者张守节对此有详细的描述：“作畦，若种韭一畦。天雨下池中，咸淡得匀，即畎池中水上畔中，深一尺许坑，日暴之五六日则成，盐若白矾石，大小若双陆及棋，则呼为畦盐。”晒盐时，开始用淡水搭配卤水，由于淡水温度低，卤水温度高，卤水原来的温度得到了调整，硫酸镁、硫酸钠等杂质就分解出来形成“硝板”。盐工把结晶畦修筑在硝板上，这样生产出的盐不再发苦，而结晶的时间也大大缩短，五、六日即可成盐。每年六七月份为主要产盐期。柳宗元在其名作《晋问》中描写唐代河东盐池垦畦晒盐的盛况——“回眸一瞬，积雪百里”。“垦畦浇晒法”共分为五个步骤：1.集卤蒸发;2.过箩调配;3.储卤;4.结晶;5.铲盐，所以又称为“五步产盐法”。唐代河东盐池的“垦畦浇晒法”，缩短了成盐周期，提高了食盐质量，是世界盐业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革，比欧洲的天日制畦晒盐早了将近1000年，反映了我国唐朝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唐代河东盐的行销地区为今天的河北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的部分地方，有160多县。唐大历年间，全国财赋收入为1200万缗，其中，盐利收入为600万缗，河东盐池的盐利达150万缗，占全国财赋的八分之一、全国盐利的四分之一。据日本僧人智证在858年从长安到河东盐池游览时的记载，河东盐池“耕造取之，形似霜柱，其味稍涩，两京吃之”。长安和洛阳都要食用河东盐池的盐。唐宪宗时，司空图父亲司空舆在河东盐池任职，“新立两池盐法，其课倍入”。

到了宋代，河东盐池的“垦畦浇晒法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：“垦地为畦，引池水沃之，谓之种盐，水耗则盐成……二月一日垦畦，四月始种，八月乃止。”河东盐池的产量比唐代有了更大幅度的提高。宋仁宗天圣年间，河东盐池产量为7600万斤，供应三京(东京开封、西京洛阳、南京商丘)和28府、州、军食用。仁宗景祐元年(1034)，因为河东盐池的食盐库存可以支用10年，暂停产盐三年。庆历八年(1048)，河东盐池的产量达到了8250万斤。在宋代，包拯等名人都为河东盐池的发展作出过贡献。史载，包拯“经度解盐，以通商贩，军国赖之”。

元代是河东盐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元代末年，主持河东盐务的官员那海德俊在盐池附近兴建了盐务专城——运城，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因盐而设的城市，今天的运城就由此发展而来。也是在元代，河东盐运使奥屯茂创建了专门接纳盐商和盐丁子弟就读的教育机构——运学，这在全国也是一个创举。

为了保护盐池，防止有人盗盐，至迟在唐代，盐池周围就筑起了围墙。在“安史之乱”之后，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，国家实行食盐专卖，在河东盐池“尽野标禁，堑川为濠”，以护卫盐池。宋代时，朝廷在盐池常驻军队，在盐池周围巡逻，称为“护宝都”。盐池周围的禁墙，最初叫“拦马墙”，有一人高，周围140多里。明代成化年间，在拦马墙外侧又修筑了2500余堵禁墙。盐池的禁墙开设三个禁门，中禁门与运城的南城门相对，东禁门距离安邑县城五里，西禁门距离解州城十里。

为了防止中条山上的水流入盐池，古人在盐池周围还修筑了很多水道，引导中条山的雨水，避免这些雨水进入盐池。主要的排水道有22条，其中最大的一条是姚暹渠。姚暹渠把夏县境内的水集中到苦池，然后再从苦池的北面引入今永济的伍姓湖，最后注入黄河。姚暹渠历史悠久，最晚在北魏正始二年(505)就存在了，这条水道不仅保护盐池，还有舟楫之利，曾被作为运河用来运盐。宋代，姚暹渠淤积严重，难以行船，河东盐的外运十分不便，于是在1026年重新疏浚了安邑至白家庄之间的渠道。

历代在盐池附近刻立了不少碑刻，最著名的是《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碑》，韦纵书，贞元十三年(797)刻立，现藏于盐湖区博物馆。碑文中记载了唐代河东盐的行销范围，“度土定食，止于中州，济于横汾。爰距陇阪，东下京郑，而抵于宛”。朝廷派遣大臣主持解县、安邑两池整修事宜，“以前詹事府司直陆位知解县池，前大理评事韦纵知安邑池”。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认为，与颜真卿年代相近而得颜体笔法的书法家有二人，一个是韦纵，另一个是胡证。韦纵书写的碑文，流传下来的只有《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》《王卓碑》等少数碑刻。其笔法用“拨镫法”，“得鲁公之筋骨”，“酷肖平原”。该碑的颜体特征明显，中宫宽绰，结体方正，气势庄严雄浑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：“韦纵《灵庆池》《高元裕碑》，有龙跳虎卧之气，张颠《郎官石柱题名》有廉直劲正之体，皆唐碑之可学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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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代皇帝与河东盐池

从原来的安邑县城向南五里许有一个村庄叫庙村，位于盐池北岸的卧云冈东端。这个庙村原来叫圣惠镇，因为历代皇帝驾临安邑，巡视盐池，庙村为必经之地。在古代，皇帝驾临，即为圣迹所至。为感圣恩，故给庙村取名曰“圣惠镇”。据说最早祭拜盐神的庙，就在庙村。地处盐池之阳，紧邻古盐道，可能就是原来的池神庙选址庙村的原因。历史上，曾有不少皇帝亲临河东，经过庙村视察盐池。

西汉永始四年（公元前13年），汉成帝在汾阴（今万荣县）祭祀后土之后，到安邑“览盐池”。扬雄《河东赋》云：“其三月，将祭后土，上乃帅群臣横大河，凑汾阴。既祭，行游介山，回安邑，顾龙门，览盐池，登历观，陟西岳以望八荒，迹殷周之虚，眇然以思唐虞之风。”东汉元和三年（86）秋，汉章帝至河东“观盐池”。唐代，贞观十二年（638）二月，唐太宗“车驾观盐池”。唐代宗大历十二年（777），“荐灵庆以号神，索氤氲而建庙”。唐代宗诏封盐池之神为“灵庆公”，建立池神庙进行祭祀，这是河东盐池之神纳入国祭之始。

清代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十一月初八，康熙皇帝驾临河东，视察河东盐池。“万姓结彩，山呼夹道。初九日，驾进中禁门，御熏风楼，阅视盐池。”面对茫茫盐湖，康熙皇帝赞叹不已。

盐池与晋商

河东盐池的食盐供应中原地区百姓食用，要把河东之盐运往各地，盐商、盐道与盐业生产几乎同步。早在春秋时期，由河东运往河南地区的食盐，要通过中条山脉，人们便修筑了著名的虞坂古盐道，史学家称其为“最古老的国道”。虞坂古盐道俗称青石槽，北起今盐湖区东郭镇的磨河村，南至今平陆县张店镇的卸牛坪村，沿途山势险峻，坡道盘曲，路面坎坷，全长约8000米。著名的“伯乐相马”“献公借道”“唇亡齿寒”等故事就发生虞坂盐道上。春秋时，晋献公向虞国借道讨伐虢国，所借的就是虞坂盐道。“伯乐相马”的故事是，一匹年老的千里马拉着运盐的车，要翻越虞坂的陡坡，这段山路实在陡峭，那匹马疲惫徘徊，不能前进。伯乐知道这是一匹千里马，却用来运盐，十分惋惜，“下车攀而哭之”，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马盖上。那匹马“于是俛而喷，仰而鸣，声达于天，若出金石声者，何也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”。在险峻的虞坂古道上，伯乐与千里马相遇相知，也成为千古绝唱。

北魏时，因为靠近盐池，蒲州各县多商贾，“河东俗多商贾，罕事农桑，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”，河东太守元淑劝民农桑。北宋庆历、嘉祐年间，范祥在河东进行盐政改革，实行“钞引法”，将官营、官运食盐改由商人交钱领钞券，凭钞券到河东盐池领盐，运到有关地区自行销售。这给商人提供了食盐销售的特许，以解决当时巨大的边防开支。范祥的“钞引法”实行后，每年可节省数百万缗的运输费用，增加了国家财政的收入。“钞引法”也催生了一批从河东盐池起家的山西商人。

明初，为了解决边塞的军粮运输问题，仿效宋代的“钞引法”，实行“开中法”——“召商输粮而与之盐，谓之开中”。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地区而给予食盐销售权，政府发给商人领盐的凭证——“盐引”。“开中法”的实行，对于解决边塞地区的粮饷问题、食盐运销问题都是有利的。因为销售食盐的利润可观，商人参与“开中法”的积极性很高。山西北近蒙古草原，南有河东盐池，在明代的“九边重镇”中，山西北部就有大同镇（驻大同）、山西镇（驻宁武）两处，较之于其他地区，山西商人的地利优势十分明显，而河东地区在历史上就不缺商人，这样很快在河东盐池附近产生了大量的盐商。当时在河东地区从事食盐运销的商户有500多家，政府又允许商人自备工本在盐池采盐，商人得三成，算作工本，政府得七成，但商人不再纳税，进一步刺激了盐池的产量。万历年间，河东盐池的年产量曾高达2.8亿斤。盐池产量的提高，又催生了大批的盐商。明清时期，因为有河东盐池的强大吸引力，周边地区的白银源源不断进入河东，为晋商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可以说河东盐池催生了纵横天下五百年的晋商。河东盐池是晋商之源，是晋商的孵化基地。明清时期的许多晋商，都是在河东盐池挖到了他们经商的第一桶金，第一代晋商都是大盐商。明代的河东地区，出现了一批官商一体的大家豪族，如张四维家族、王崇古家族、刘敏宽家族等，都是从盐商起步的。明代的长芦（位于渤海之滨）也是重要的盐区。据《长芦盐法志》记载：“明初，分商之纲领者五：曰浙直之纲，曰宣大之纲，曰泽潞之纲，曰平阳之纲，曰蒲州之纲。”“纲”是长芦盐商中以籍贯区分形成的一种早期行帮形式。长芦盐商的五纲中，山西独占了四纲，可见晋商在全国的地位，而其中的潞泽商人、平阳商人、蒲州商人、宣大商人都是在河东盐池积累了经营盐业的经验、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后，才涉足长芦盐区的。明弘治年间，河东盐商刘家以运城盐池为依托，将生意一直做到两淮的海盐产区，河东盐池的“垦畦浇晒”工艺由此逐渐推广到全国的海盐产区，对明清时期全国盐产量的大幅提高作出了贡献。清代，晋中的商人开始崛起，他们的祖上大都是从河东盐池开始原始积累的。

盐池的池神庙

池神庙三大殿，三座重檐歇山大殿一字排开，颇具气势。

盐池的池神庙起源应该很早，但见于文献记载是在唐代。根据《新唐书》和《唐会要》的记载，池神庙兴建于唐代大历年间。大历十二年（777），户部侍郎韩滉请求给河东盐池的池神加封号为“灵庆公”，皇帝给河东盐池赐名为“宝应灵庆池”，朝廷在盐池附近的卧云冈修建了池神庙，“开殿设像，容卫毕备”。宋代崇宁年间，分祀盐池的东池、西池二神，封东池神为资宝公，封西池神为惠康公。大观二年（1108），池神的封号由公晋升为王。元至元十二年（1275），池神的祭祀场所由庙晋升为祠，名曰“宏济祠”。元大德三年（1299），封东池神为“永泽资宝王”，封西池神为“广济惠康王。”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，赐池神庙为“灵祐祠”。

唐宋时期的池神庙，在金代末年毁于战火。元代皇庆二年（1313），在现在池神庙的位置重修池神庙。元代的池神庙与现在供奉的三位大神有所区别，元代的池神庙正殿供奉东西两池神，正殿之后有寝殿。明代初年，池神庙供奉五位神仙，中殿供奉的是东西两池之神，左殿供奉中条山神、风洞神，右殿供奉关帝。万历年间重修时，中殿供奉池神、左殿供奉中条山神、右殿供奉风洞神，新建了太阳祠。清代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地震，池神庙毁坏严重，道光年间进行了重建，供奉池神、风洞神、太阳神。道光时期，正是河东盐政的全盛时期，因而这次重修十分讲究。

池神庙总面积为2.6万平方米，现存建筑除正殿为明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遗构外，其余大部为清代重修。庙内现存元、明、清石碑17通，记载不同时期修建庙宇的经过。池神庙的主体建筑为三大殿——池神殿（灵庆公神祠）居中，左右两边为“条山风洞神祠”和“雨师太阳神祠”，三座重檐歇山大殿一字排开，四周有回廊。三大殿内分别供奉着青铜铸造的池神、风神、太阳神三尊神像，体现了盐池生产与风、太阳的自然关系。三大殿的形制、规模、结构极为相近，比肩为邻，并列尊位，在中国古代庙宇建筑史上绝无仅有。大殿四周环廊，檐下斗拱出檐适度，翼角飞起，颇为壮观。其下檐斗拱为四铺作单下昂，上檐斗拱为五铺作双下昂，转角铺作为鸳鸯交首拱，在古建筑中十分罕见。

池神庙内的连三戏台也是值得欣赏的特色建筑。因为要给三位神演出，戏台呈一字线布局，这样的戏台布局在全国是孤例。戏台为七间，中台三间，两侧各二间。台下为拱形门洞，供行人通过。

海光楼上的一副对联非常引人瞩目：“常平乃关壮缪故里，辖其民也，理应忠心报国；解池本包孝肃旧制，治此盐者，首当铁面无私。”意思是谁要当运城的官、管理好河东盐池，就得像关羽那样忠心报国、像包拯那样铁面无私。

池神庙居高临下，面临盐湖，别具风光。拜谒池神庙，极目南眺，中条在望，盐湖俯瞰，“千古中条一池雪”（田汉先生诗句）的奇景赫然在目。微风轻拂，可以在此地想象一下先民劳作的情形。悠悠南风，吹开雾气，带来财富，带来文明，值得来感受一番。

运城盐池的“五步产盐法”在2007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，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。近年来，千年前的“五步产盐法”又在运城盐池得到延续。

古老的河东盐池，在黄河金三角地区孕育了华夏文明。数千年来，河东盐池以其特有的“天然成盐”，为河东周边的人民生活提供了用之不竭的食盐之利，成为历代王朝的财赋重地。河东盐池就像一个天然的聚宝盆，源源不断地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前行的能量。我们应该珍视河东盐池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不忘她的巨大历史贡献，保护好大自然的馈赠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。